故宫博物院藏辽代《便桥会盟图》上马戏图像汉初,由于在战争中马匹伤亡惨重，自天子不能具醇驯，而将相或乘牛车。颜师古注日：“醇，不杂也。无醇之驯，谓四马杂色也。”马匹少得连皇帝都不能有几匹像样的纯色马来使用，另择良马进行马戏训练可能性不大。汉政府为了几匹好马，不惜浪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派遣重兵到边疆地区进行争夺的事也不绝汉书。为彻底改变马匹遗乏的落后状况，汉景帝在位期间“曾造苑马以广用”，这种措施在短期内虽然使国家的马匹数目有所增多，但经不起几次战争，马匹就迅速下降到不能与敌作战的程度。“大将军、骡骑大出击胡……军马死者十余万匹。”又“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这样一来，由于马匹伤亡惨重。自卫青围单于后，以汉马少，故久不伐胡。为了巩固边疆，加强战备，汉武帝在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亲率兵到新秦中(今内蒙古伊盟地区)号召边民广养军马，允许自由放牧，并由国家贷给母马，用以奖励养马。
“民得蓄边县，宫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李奇注日：“边有官马，今令民能蓄官母马者，满三岁归之，十母马还官一驹，此为息什一也。翌年，又因车骑马乏，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批马天下亭，亭有蓄字马，岁课息。”官马民养，三土后交还母马和一匹马驹外，其余归己；封君君以下三百石以上的官吏出母马交公可免一年税收，这二项官民有利的具体措施。极大地提高了人民养马的积极性，使牧马工业迅速发展，不到几年时间便迎来了以庶街巷有马，仟陌之间成群(汉•班固《汉书•食货志》)的繁荣景象。 上面二项有利于养马的措施一直延续到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3年)才撤消。因昭帝时已经是“今富者连车列骑，骖二辎。”(《盐铁论•散不足》以上文献记载说明，从汉初天子不能醇其驷、将相乘坐牛车的窘况迅速发展到一般富户均能连车列骑的大好局面是与汉武帝官马民养的得力措施分不开的。这种使蓄马业迅速发展的措施，也为中国马戏的产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使广大百姓有了更多的机会来了解马的习惯、性格，能够来掌握马、驾驭马，骑马之风普遍存在于民众之中才能够选择宝马良驹进行马戏训练。
汉武帝好大喜功，为夸耀国富民强，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每逢重大节日，便有计划地邀请其他国家的元首和国内各民族的首领来长安观摩巡礼。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乃悉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角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与自此始。”武帝为怀柔异客不惜巨资厚加赏赐，舞乐百戏，大力推广。:这就使得各种技艺年年变化，岁岁更新，诸戏之盛，前世不及。
桓宽的《盐铁论•散不足》二十九载：“今民间雕琢不中之物，刻画无用之器，玄黄杂青，五色绣衣，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唐锑追人，奇虫胡妲。”桓宽为我们提供了两条信息，一是马戏作为专有名词第一次出现，二是记述了民间优秀的匠师们，抓住马戏及其技艺表演中最精彩的艺术造型，进行再创作，为我们了解古代马戏提供了直观生动的实物图像。
通过以上文献记载分析，“胡服骑射”是中国马戏产生的重要条件，官马民养是马戏产生的基础，汉政府对诸技艺的大肆提倡是中国马戏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另外，在探讨马戏起源的问题上，也不能排除骑术甚精的匈奴、羌等少数民族对于中国马戏产生发展上的贡献。
从汉代产生马戏以来，历世皆存。随着时代的变迁，马戏艺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反映了不同的艺术内容。今从考古发现和传世绘画中的马戏图像将其内容分为三类：马上技巧、舞马、马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