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技的起源与民俗活动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杂技最初萌芽于人类的劳动生活、游戏、战争和宗教祭祀活动，除再现现实场面外，初民的梦境、神话等形而上学的民俗活动也成为了杂技重要的表现素材，东汉人文颖在注释《汉书》时有：“秦名此技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盖杂技乐也……”这种在秦汉出现的“角抵”应该说是杂技的起源，也是杂技与民俗发生最早联系的依据，“角抵戏”是表现黄帝战苗族祖先蚩尤的上古神话，传说蚩尤头生双角，《史记，乐书》载：“蚩尤氏头有角，与皇帝斗，以角抵人……”“蚩尤有角，牛首人身。”在角抵戏中，头戴牛角的表演者分别作为象征符号代表统帅着两个部落的黄帝和蚩尤，他们或角力相对，或拉弓射箭，体现了蚩尤氏部落时期以及后世以牛为图腾的宗教崇拜的民俗文化现象，这种图腾式的杂技包含着技、舞、乐、歌、剧、诗、画等技艺，整台剧实际象征着人类热烈庄严的敬天娱神的民俗活动。如此看来，杂技与民俗在秦汉时期杂技起源时并开始了它们富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浑融。
在汉代画像砖石上有不少技艺并重的百戏表演形象，如剑舞、七盘舞，郑州新通桥汉墓出土的汉砖中描画着《七盘舞》画面，画面左一人跽坐，右手执排箫，左手举起摇鼗：右-人跽坐前置-鞞鼓，手执柑击之：中部一女子腰细如束作长袖舞衣。地上置五个盘子，舞者在盘子之上或盘子之间，跳跃徘徊，翩翩起舞。鲍鲤《诗数》云：“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谣。”汉代的乐舞杂技是秦时期的角抵戏的进一步发展，剑舞则是巫人武技的驱鬼图形得发展，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祭祀民俗文化。《周礼·夏官·方相氏》载：“方相氏（酋长）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眉，帅百隶而时难，以宗室驱疫。”乐舞活动中最带技艺性的“驱傩”，其内容与杂技紧紧相连，后很多技艺都被杂技艺术所借鉴，尽管越到后来，娱乐成分越多，表演的技艺越丰富，但它最初的民俗驱疫性却不容置疑。
除表现的巫术活动外，也反应了人民的现实生活。《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技足以歌八阙。”反映了远古的先民对人丁兴旺，草木葱茂，五谷丰收，禽畜繁旺的景象的向往。是一种庆祝丰收、期望丰收的民俗活动。
以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Tvlor）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者认为，人类心理的一致性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单一性，既无论哪个种族，由于人类在心里和精神方面都是一致的，因此，同样的心理或精神活动必然产生同样的文化演进过程，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就可以从杂技艺术中看到人类从蒙昧、野蛮、文明三个进化阶段的一些遗迹，反之，也可以为杂技艺术的技巧、内容等作出更为丰富、系统的解释，因此，存在于杂技艺术的任何一个技能、情节都能够从原古社会中找到它的根源或最本源的解释。因此，我们可以说，杂技的民俗性从杂技的起源并发生、发展着，涉及神话、梦境到现实的领域，无论后来杂技技艺如何变化，民俗文化是杂技的一个重要体现。
二、民俗文化在现代杂技艺术中的体现
民俗是常民生活形态的真实反映，举凡生活中食、衣、住、行、育、乐的内涵与形式，以及其间思想、行为、仪节、活动的记录与形成，包括民俗口传文学、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谚语、谜语、绕口令、民间歌谣、史诗、习俗等等，丰富的民俗文化学为杂技艺术的创造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1、民间故事类在杂技中的体现
民间故事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在人们口头流传的一种以奇异的语言和象征的形式讲述的，题材广泛而又充满幻想的叙事体故事。民间故事从生活本身出发，但又并不局限于实际情况以及人们认为真实的和合理范围之内，它们往往包含着超自然的、异想天开的成分。具体来将它有幻想故事、动物故事、世俗故事、民间寓言、历史故事、神话故事等等。以上所举的角抵戏就属于表现神话故事范畴。在当代，重庆杂技艺术团编排的杂技剧《花木兰》就是杂技与历史故事相结合的表现。剧中，采用的“绸吊”“空竹”等杂技动作，表现了花木兰从戎前充满梦幻和遐想的邻家女儿的故事，采用了“武术”的硬性杂技动作表现了花木兰性格、形象的转变，采用了“舞大刀”、“爬杆”、“叠罗汉”等表现了花木兰在战场的砺炼……几组杂技动作将她在从戎中的成长过程，以及形象、个性很自然地凸显出来，将花木兰热烈中有几分含蓄、温润，在刚烈中带着几分柔情的人物性格展现的淋漓尽致，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向人民诉说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使作品应杂技本体的体现而显得巧妙张扬。还有用《倒立》的元素演绎的《霸王别姬》，用《爬杆》的元素演绎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用《转碟》的元素演绎的《梁祝》，都注入了民族的文化内涵和人文情感。
2.民俗图腾在杂技中的表现
图腾原始时代的人们把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等当作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相信他们有一种超自然里，会保护自己，并且还可以获得他们的力量和技能。《依依山水情》是近年来贵州杂技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台杂技剧，整台晚会共演出了火山舞、树舞、芭蕾独舞等22个节目。其中，舞台背景运用了贵州龙、牛等贵州图腾元素，通过2亿年前的贵州龙形象和代表东方文明进化的生命之神，在幽默、诙谐的表演中，极大地拓展了杂技的艺术空间，凸显出杂技“新、奇、美”的艺术魅力，把神秘、空灵、秀美的贵州风光呈现在观众面前，呈现出民俗美的灵魂，并极其精妙的意向性和民族象征性。火、树也是贵州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元素，彝族的传统文化中就有祭祀火塘神的习俗，火崇拜是乌蒙山区彝族独特的民俗，它渗透到彝族人民的节日、民间宗教、婚恋、人生的方方面面。 3.民俗运动类在杂技中的表现，
我国传统的民俗运动有很多，其中包括武术、抖空竹、翻绳等等，这种动态的民俗文化在杂技中的运用更为具象，天创公司推出《功夫传奇》故事发生在山上一座古老的寺院内，一个小和尚从懵懂无知的童年，通过练武、习禅，最终走入大智大勇、大彻大悟的人生境界。是一部以中国功夫（历史久远的传统武术）为主，融入杂技艺术形式的舞台剧，展现了小和尚纯一曲折、艰辛的成长历程。剧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我国武功的超凡技能，腾跃扑跌、卧钉板、承重锤、舞锐矛、顶举赤身武僧等，各种真正的硬功，巧妙地穿插在剧情中，充分显示了武僧们威震四海、无敌天下的英雄气概和无往而不胜的大无畏精神。虎拳、豹拳、蛇拳、鸭拳、猴棍、鹰拳、蝎子拳、蛤蟆拳、单鞭、双鞭、双钩、月牙铲等多门中华武学，突破了杂技艺术固有的模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既展示了中华民族精神，又表现了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思想感情的。
4.民间逗趣活动在杂技艺术中的表现。
民间逗趣活动也是民俗风俗的一种，主要指人们在闲暇之余互相取乐的民俗活动。比如斗牛、对决等。杂技艺术充分挖掘了逗趣活动的趣味性、可看性，将民间逗趣活动融入了杂技艺术中。1988年龙军、龙兵的《双钻桶》在摩纳哥举行的第二届国际青少年杂技艺术节上，获得了世界级的金奖——金K奖，这个节目就是融入了民间逗趣活动的典型案例，舞台上的龙军、龙兵的表演活泼天真，充满稚童情趣的艺术风采，两兄弟为一个长桶争执起来，互相碰了头。弟弟抢到了桶，哥哥生气得跳起来，以“二平坐”的方式坐到弟弟身上，兄弟俩都想独自坐在桶上，就用臀部使力把对方挤下去，结果哥哥占了上风，弟弟就以“坐翻卡脖顶、小翻截顶”使劲把哥哥往桶里塞：后兄弟和解了，开始尽情玩耍。一会儿，哥哥和弟弟同时从桶的两头钻进桶里，桶的这一头是哥哥的头和双脚，桶的另一头则是弟弟的头和双脚，兄弟俩的腰部、臀部都在桶里，弟弟调皮地一使劲，哥哥便被翘到了半空，哥哥落地后一使劲，也把弟弟翘到了半空：之后，弟弟想独占这个桶，便使劲把哥哥从桶里挤出了桶外，哥哥不服气，又硬挤进桶里来，就在这激烈的争夺中，长桶分裂为两个同样的小桶。之后，在完成高难度的技巧“双层控”后，兄弟俩各套在一个桶里，从走路转为跳舞，正当观众在愉快的欢笑时，弟弟突然把哥哥挤翻下桌子，然后，弟弟以“翻下”、“飞腾”、“站脚”的技巧从桌上跳到桌下哥哥的脚上，融合民俗逗趣活动表演的《双钻桶》打破了单调、枯燥纯技巧表演，赋予了《钻桶》类杂技技术新的艺术感染力，唐莹在《杂技艺术是形象的魅力》中说，《双钻桶》将传统与时代的审美要求相结合而另辟蹊径，以全新的风格，闯出一条新路，“利用当地人表演实现写好的有很强的民俗情节的虚构故事脚本”的这种杂技剧反映了当地民俗活动。
三、结语
民俗文化在杂技艺术中的运用颇为广泛，以上所列为凤毛麟角，还有更为广泛的尚待研究的方面。比如民俗剧种、民俗祭祀、民俗舞蹈在杂技艺术中的运用等等，民俗文化与杂技艺术看似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实践证明，民俗文化在杂技艺术中的运用，为杂技艺术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同时，杂技艺术也为民俗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更广播的传承方式和传播方式，每一台融入了民俗文化的杂技艺术，虽然技巧有雷同之处，但仍具有不同的民族风格，使杂技艺术拥有了表现人类精神价值的取向。民族风格只有在表现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追求上，才能具有真正的世界性，才会具有国际市场价值。当我们把视野放宽到人类的生存与尊严、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种全世界每个地方都关注的人文情怀上时，面对外国观众制作中国剧目时，才不会在民族的迷宫里失去方向。①由于杂技的无语言、无故事、无个性人物等艺术形式特征的关系，其内容不像戏剧类艺术样式那样明显有别于形式，但透过技的完成过程所揭示出的人类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方式及其所蕴含的相对的独立性和深刻性，在某种特定的层面上并不逊色于其他姊妹艺术，杂技的美学品格和审美价值也是以此为基点而展开的。
目前，对民俗文化与杂技艺术的融合尚待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一方面应建立两个学科相联系、向融合的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也要模糊这两个学科间的接线，民俗文化与杂技艺术的结合已成为必然，艺术地表现民俗文化已经成为民族与民俗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同时，公众的接受与实践又体现了民俗的最基本的娱乐功能。但是，对杂技艺术与民俗结合的阐释、理解以及消化吸收则会因文化背景、学科理论以及现实目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与民俗文化相结合的杂技艺术，还具有更为长远的探索道路。
